從小學到中學，我一直生活在萍鄉郊外的一個小山村。那時，光著腳板，背著布兜書包，雖然出身貧賤，也很關心時事。報刊上郭老所寫的《水調歌頭·粉碎“四人幫”》就記憶猶新：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幫”，政治流氓文痞，狗頭軍師張……。讀書的時光在漫不經心中流逝，每到春耕或夏收“雙搶”季節，與村里同齡的孩子一起參加集體生產勞動，不是跟在大人后面插秧，就是自個兒沿著田埂鋤草，或是頂著夏天的烈日用獨輪車推著脫了谷粒的稻草去河灘上晾曬。與其說是鍛煉，還不如說為了掙工分增口糧。

　　生產隊規定，實行工分帶糧。成年男勞力非包工10分一天，包工活另有定額，婦女一律為副勞力，最多也不過7分一天。那  時父親扛著工人老大哥的金字招牌遠在他鄉工作，其實每月不過45元。兄弟四人排行老大的我，當然明白  “窮人的孩子
早當家”這一道理，因家里沒有主勞力，老爸寄回的工資大半要交到生產隊買口糧。我只要能拿下的農活，便拼命去干，往母親工分薄上積攢工分，以增加家中的收入。農閑時，還早晚兼顧放牧隊里的耕牛，一邊讓水牛啃草，一邊瀏覽該背誦和溫習的課文。

　　在這個沒有其他經濟來源的小山村，單憑種豆得豆、種瓜得瓜的耕耘，一年下來，10分一天一個勞動日還不值六毛錢。上半年青黃不接，吃肉、穿新衣裳，幾乎是夢里都奢望的事。母親天天端著盛滿干巴巴鹽菜的粗花大碗嘆息：這何日是個頭�。≌�當大多與母親一樣的人在貧困中感嘆時，生產大隊的廣播里播送革命樣板戲不再那么瘋了，繼而是北京的聲音：開展《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民以食為天，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老百姓一時不明白層建筑的言論將意味著改變農村的面貌。

　　1978年12月18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后，生產隊瓦棚里就很少聽到生產隊長對貧下中農的訓示了。農村要全面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這消息如寒冬里一縷春風在山里山外吹開了，這是廣播里黨中央發出的聲音�。∩鐔T們議論紛紛，年長的憂慮不解，年青的急躁難耐，年少的茫然細問。但大伙兒笑哈哈地堅信小平同志那句話：不管白貓黑貓，抓到了老鼠就是好貓。一年以后，區里、公社派來工作組帶著上級文件進駐生產隊，講政策、講方法、算細賬、談前景，迷茫的村民不再憂郁彷徨，農田很快丈量，按遠近、肥瘦分到各家各戶。由社員變為村民的農民再也不必擔心擴大栽種、發展養殖是走資本主義道路，他們在自己的責任田里各顯神通，精心耕種，只是做多做少再也用不著工帳員記工分了。這年春節還沒到，家里宰了頭肥豬烘焙臘肉，母親提前預約裁縫師傅，準備了布料給我們兄弟每人做套新衣服，我看到了青絲染霜的母親臉上露出了久違的歡笑，或許正是由于不必為了掙工分而忙碌的原因吧。

　　在煤礦工作遠離家鄉多年了，這片生我養我的故土，鐫刻著父老鄉親曾經的貧困與艱辛，也托起了我向往外面世界的夢寐，�；貞浧疬h去歲月中的工分薄，檢索出走進新時代巨變的脈絡。母親最近電話告訴我，家里三層樓房已裝修一新，也不需交“皇糧”了，種莊稼國家還給補貼。門前的泥沙路已修成水泥馬路，還通了環城公交車。不等明年油菜花開的季節，我得提前回鄉下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