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基礎設施投資空間已大幅收窄等因素影響之下，應警惕此番地方版“4萬億”投資計劃可能造成嚴重的經濟后果。

　　我國經濟急速下行的壓力，正引發地方政府的投資沖動，其規模更可與2008年中央主導的“4萬億”相媲美——據報道，近半個月以來，已有多個城市紛紛出臺各自“穩增長”的地方政策，其中，長沙拋出超過8000億元的投資計劃，而有消息稱，貴州更將于8月份公布總額高達3萬億元的投資計劃。

　　應該說，此番地方版“4萬億”的換位輪回，既有短期必然性，又有歷史必然性。就短期必然性而言，自去年下半年以來宏觀經濟的持續下行，地方政府不僅飽受經濟增長的壓力，而且在房地產調控對地方財政收入形成大幅收窄之下，地方政府財政收支失衡的壓力可謂更大，在這種格局之下，經由今年以來中央在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產業政策等層面的鼓勵，地方政府必然會產生強大的投資沖動。

　　就歷史必然性而言，回顧改革開放30多年的歷史，在GDP至上的政績顯規則、以及擴大投資更便于利益輸送的私利潛規則之下，地方政府的投資沖動從未主動消退過，只不過更多時候被宏觀調控所抑制，而一旦經濟不景氣造成中央“穩增長”的訴求，地方政府即會加大迎合力度，過量、過度的投資沖動更會因此產生。

　　前車之鑒后事之師，在基礎設施投資空間已大幅收窄、地方政府投資沖動背后的顯潛規則、以及無法根除的本位主義之下，應警惕此番換位輪回的地方版“4萬億”投資計劃，可能造成嚴重的經濟后果。

　　首先，與2008年中央主導的“4萬億”投資計劃相比，其時基礎設施等方面尚存一定的現實投資空間，而之于當下而言，這種投資空間已經大幅收窄，亦即是說，此類投資的邊際效益已經大幅降低。

　　其次，與上一輪中央主導的“4萬億”投資計劃，具有統籌安排、系統協調等優勢相比，此番地方版“4萬億”投資計劃，其各自投資進度雖可能便于加快，但整體投資不可避免地存在重復建設、產能過剩等隱患。

　　再次，與上一輪中央主導的“4萬億”投資計劃相比，此番地方版“4萬億”投資計劃，將存在融資難度加大、融資成本較高等不利因素。

　　之于當下而言，在出口、內需短期難振之下，通過鼓勵地方政府加大投資力度，從而達到經濟維穩的目的，顯然具有一定的階段合理性。但是，我們卻不能因此對之過于放任，不僅需要對此番地方政府大規模的投資沖動，進行總量控制，避免整體經濟結構進一步失衡；還需要對具體投資項目，進行甄別核實，防止重復建設、產能過剩等現象卷土重來；更需要通過降低企業稅負、加快行政職能轉變等制度創新，真正激發民間資本的自主投資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