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由國家安監總局牽頭

　　今年兩會期間，周洪宇曾遞交《關于實施校車安全工程的議案》，提議在全國推行“校車安全工程”。他表示，應成立專門協調機構負責“全國校車安全工程”，以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為牽頭單位，公安部、教育部、交通運輸部、國家質檢總局、工業和信息化部、財政部、司法部等為配合單位。這個專門委員會可以去年實行的《專用小學生校車安全技術條件》為基礎，制定適合中小學生乘坐需要的校車各項技術標準和校車生產準入制，制造符合標準要求的校車。

　　政府引導結合市場運作

　　他建議“全國校車安全工程”一方面靠政府引導，一方面靠市場運作。國家對學生車費補貼，由各級政府財政按比例分擔，如東部發達地區自己解決，中部一般發達地區中央、地方各半，西部欠發達地區中央承擔70%，地方承擔30%。對校車生產廠商和校車運營方則給予政策性優惠，比如對校車主要零部件可減免稅收，校車運營所得稅部分減免等。

　　周洪宇表示，校車由國家統一購買，運行路線則由當地公安、教育部門和運輸公司協定，采取招標方式將運營權交給運輸公司，國家予以財政補貼。要知道詳細校車安全運行程序等規范性要求、校車安全維護、維修等標準程序，由公安部門監管。

　　校車行駛中應享特權

　　他還主張，校車在行駛過程中享有某些特權，比如只要校車停靠在路邊上下乘客，校車旁邊車輛都要停駛且保持車距。要逐漸使國民認識到校車與消防車、救護車等相等，甚至享有優先通行權，自覺避讓校車。

　　對話

　　“政府買單校車 側重農村地區”

　　人物：賀延光 身份：著名攝影記者，采訪中多次遇到校車塞滿孩子的情況。

　　甘肅校車事故當晚，著名攝影記者賀延光通過微博，發布一張去年拍于云南的超載校車照片，引起關注。

　　新京報：能談談你拍這張照片時的情況嗎？

　　賀延光：去年11月11日，云南洱源縣，我們去衛生院采訪鄉村醫生，衛生院旁邊有個幼兒園，有幾十個孩子。當時正好趕上他們放學，孩子們都往一輛車里擠，我就拍了這張照片。

　　新京報：對于校車問題，你做過哪些調查？

　　賀延光：我住的小區有幾家國際學校，時常能看到他們的校車。我留意了一家加拿大國際學校的校車，原來只是普通的顏色，現在都換成醒目的黃色，很國際化，運營很規范，比如必須要把孩子交到家長手里，如果孩子家在馬路對面，司機調頭也要把孩子交到家長身邊，不會讓家長和孩子穿馬路。

　　新京報：對于校車問題，你有哪些建議？

　　賀延光：政府完全可以（把校車）全管起來，資金和政策上大力支持。校車費用不應轉嫁給學校和家長，該由政府承擔。尤其是要側重于農村地區，農村偏遠，交通不便，教育投入薄弱。有網友想通過募捐等公益行動來資助，我不太贊成，政府應該做的事情不應該讓公益來代替。本報記者 張太凌

　　“校車安全監管 應該立法明確”

　　人物：袁桂林 身份：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部教授

　　新京報：能談一下政府購置校車的經費問題嗎？

　　袁桂林：現在很多孩子上學遠，回家要坐車，這是學校布局調整合并的結果。政府不肯把學校布置那么多，布置學校多要多花錢，政府想少花錢辦教育，甚至不花錢辦教育。

　　校車購置和校車運行都需要經費，他們也缺少更多的經費用于校車投入。義務教育階段，經費保障實行以縣級財政為主，而在中西部的不少地區，很多縣的縣級財政主要用于義務教育了。

　　新京報：校車安全事故，應該向哪個部門問責？

　　袁桂林：沒有法律能說清楚這個職權在哪里，沒任何法律依據。校車管理現行的是共同管理共同負責，但共同管理共同負責就是無人管理，無人負責，缺乏責任主體。校車究竟隸屬哪個部門管，在公安、教育和交通等部門之間，并無明確的職權分工。

　　新京報：校車安全，是否在相關法律法規中被提及？

　　袁桂林：《義務教育法》和《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都談到了學校安全，但都沒提“校車”倆字。“學校安全”指校園內安全，但校車運行是校外，這都沒提，這是很不該的。教育部門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責任，因為沒有法律依據，找不到責任主體。

　　事故發生在路上，那就按普通的交通事故來處理，這對孩子們不公平。如果用普通交通事故來處理校車事故，我認為是最低標準。校車事故頻發，卻在問責對象上含糊不清，這種現狀應該改變，相關立法上應予以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