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下江南，在鎮江金山寺看百舸爭流，便問“可知每天來往多少船只？”老和尚沉思后答“只看到兩只船，一只為名，一只為利”。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說得直白透徹：“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

　　名利這東西，就像鳥之愛惜羽毛，人生難以漠視與回避，更難以全然超脫。然而，不同的人有不同追求，對待名利又有軒輊之別。

　　正所謂“古來圣賢皆寂寞”，從孔子“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到白居易“身心轉恬泰，煙景彌淡泊”，再到陶淵明“不戚戚于貧賤，不汲汲于富貴”，名賢高士“寂寞”于名利，卻怡然于散淡生活�！肮人朐椒蚀螅�就越低著頭。”今天的一些大家，在名利面前的持守，同樣為人敬仰。20世紀80年代，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特邀錢鍾書講學，待遇極為豐厚，卻遭錢拒絕，原在他不為利去。季羨林曾辭謝“國學大師”“學界泰斗”“國寶”三項桂冠，表示“三頂桂冠一摘，還了我一個自由自在身”，意在不為名累。

　　普通人之于名利，未必有名人賢士的境界，亦不必苛責求全，但至少也當知追求名利過猶不及的道理，懂得“善不由外來，名不可虛作”。設若求之過切，逐之近極，則必然陡生事端，終而愧悔無及。傳說愷撒大帝臨終時告訴侍者：“請把我的雙手放在棺材外面，讓世人看看，偉大如我愷撒者，死后也是兩手空空。”說白了，名利都是身外之物，“乍看驚富貴，凝視即云煙”，時光流逝，惟真心真情不變，惟平淡平常為真。明了這一點，生活別具一種幸福的美感，是謂知足而常樂。

　　然而，對于領導干部來說，一旦名利觀扭曲，輕則毀了自己，重則誤國誤民，誠非小事。不少于改革建設有功者，正是因為過不了名利這一關，而最終滑入犯罪深淵。一位落馬者刑前就曾追悔說：“貪圖功名利祿是我這一生最大的錯誤”。是以，領導干部不應以“自己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進行自我辯解，既身在其位，手掌其權，就當以正確的“名利觀”為底線而自守，當見淡對名利者而思齊，當見追名逐利之輩而自省，以砥礪自己的“名利觀”，使一生不毀其守、不舍其求。

　　事實上，有不少優秀的共產黨人，視名利如糞土、若浮云，其品格志趣永為黨員、干部的標桿。陳云認為任何功勞“頭一個是人民的力量，第二是黨的領導，第三才輪到個人”，并寫有“個人名利淡如水，黨的事業重如山”的條幅以自警�！爸袊�航天之父”錢學森，給自己定下許多“原則”：不題詞，不吃請，不為人寫序，不出席應景活動，不接受采訪，不參加任何成果鑒定會，不接受禮品，不寫回憶錄，不同意為他塑像和立功德碑等，世人贊他“國為重，家為輕，科學最重，名利最輕”。

　　云南保山原地委書記楊善洲，一輩子追求的“名”是“共產黨員”這個光輝“名稱”，追求的“利”是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是為“大名利觀”，值得我們銘記縈懷，并為之追求不息。